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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上帝视角看明朝，感觉明朝前期颇有复兴汉唐荣耀的气象，国内民生安定经济繁荣，国外伐蒙古下西洋，基本完成万国来朝的成就。
但越到后期越奇葩，各种妖魔鬼怪都出来了，皇帝不是炼丹就是宅男，大臣们梗着脖子怼皇帝，好像大明朝不姓朱似的。
造成明朝如此分裂的原因，就是立国81年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惨重的失败，斩断如日中天的国运，此后200年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场失败就是“土木堡之变。”
从上古三代到唐朝末年，天下体系便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模式，即——
中原汉人王朝做为天下共主，对“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的地方有名义领导权，周边的蛮夷部落认同中原王朝为天下共主，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一年或三年到首都朝贡一次。
直到宋朝，因为武备不振，打不过辽国和金国，有史以来首次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以至于辽金都能自称为中国。
这意味着，宋朝自始至终都没能用天下体系来处理国际事务。
所以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以后，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天下体系，让大明成为天下共主，并以此来处理国际事务，于是朱元璋在《即皇帝位诏》里说：
“朕惟中国之君，
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今命运亦终，海内疆土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趁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
朱元璋的意思是，宋朝国运终结，元朝继承中国正统做了天下的主人，现在元朝的国运也到头了，以后的中国正统是大明朝。
也就是说，
朱元璋承认元朝是中国正统，而明朝的江山继承自元朝 。
这么做有几个好处。
首先可以解决领土争端。
我们都知道元朝的国土面积大，包括蒙古草原、东北、西域等地方都是元朝的，只有承认元朝的正统性，明朝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
要是不承认元朝，而直接继承宋朝的法统，那么领土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毕竟宋朝连北京都没收回来，继承宋朝的明朝，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古以来呢？
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也是为以后的扩张做准备。
其次可以解决民族问题。
当时的民族问题很复杂，蒙古、色目、回回、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基本是各过各的，如果没有一种共同记忆的话，很难把复杂的民族融合在一起。
现在朱元璋说了，既然你们能在元朝共同生活百年，那么大明做了元朝的接班人，你们继续在大明的旗帜下共同生活，合情合理合法。
这就通过承认元朝的法统，继承了前一百年的民族共同记忆。
这才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昧着良心继承元朝的意义。
从朱元璋的即位诏书就能发现，他的野心绝不止恢复长城以内的汉家江山，而是
通过继承元朝法统，进而继承元朝在天下体系里的位置，最后以汉人王朝的身份，恢复汉唐曾经拥有过的荣耀。
朱元璋的野心，我们可以称为民族复兴。
要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两个必备条件：
国力强大臣服周边国家、经济发达吸引周边国家 。
安南、老挝、朝鲜都是地盘小实力弱的国家，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年代，不管哪个王朝统一中国，它们都得来拜码头， 所以 重建天下体系的唯一的绊脚石，就是实力尚存的蒙古。
于是朱元璋开国以后，便陆续对蒙古发动13次北伐战争，到1398年去世的时候，基本完成战略目标，把成建制的北元打的四分五裂，再也不敢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军事征伐的同时，朱元璋还在搞边防建设。
他把儿子们分封到西安、太原、北平等军事重镇做藩王，平时拱卫朱家江山，战时统领军队出征，同时在长城以外设立卫所屯军，给军人们分土地盖房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驻扎在那里，给祖国守边疆。
这种
藩王+卫所的两套边防体系，基本巩固了大明的北方边疆，只要内部不出乱子，蒙古人根本不可能占到便宜，大明反而越过长城，逐渐蚕食蒙古的地盘。
那些投诚的蒙古部落，将来可以改编成“某某卫”之类的组织，平时朝贡战时出兵，成为大明朝天下体系中的一员。
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只要后世皇帝不改弦更张，按既定路线办事，大明就立于不败之地，迟早能成为元朝一样的天下共主。
但是朱元璋去世后，他生前的部署被彻底推翻，大明朝走向另一条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1398年朱元璋去世，未经世事历练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发布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不仅得罪了藩王，还得罪了朝野武将，唯独大明朝的文官们喜笑颜开，感觉遇到了真命天子。
朱允炆的神操作，让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发现机会，再加上大军包围北平朱棣命在旦夕，于是朱棣一咬牙一跺脚，发动了靖难之役，杀回南京夺了朱允炆的皇位，改元永乐。
所谓永乐，大概是永远快乐的意思吧。
做了皇帝的朱棣是永远快乐了，可分封在边疆的其他藩王不快乐，大家都是朱元璋的儿子，一起在边疆做穷人不好么，你朱棣为什么要先富起来，这就打破兄弟之间的平衡了呀。
你朱棣能起兵造反夺皇位，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朱棣心里也很清楚，朱元璋的家法是嫡长子继承皇位，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手握重兵的藩王兄弟们肯定不服，那就只能亲自削藩了——
宁王迁南昌，辽王到荆州，沈王改封潞州，谷王废为庶人......凡是带兵的藩王，都没什么好下场。
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经常有藩王领兵征战的记录，例如“秦王 樉奉诏征叛番 ”、“周王橚、晋王棡率河南山西军出塞屯田”、“燕王棣率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等等，非常重用藩王。
但是自从朱棣登基改元永乐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类似的记载，可以说，
大明朝谁都有资格领兵打仗，唯独藩王没有。
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朝藩王体系，基本废了。
而没有统兵的藩王镇守边疆，那些卫所屯军便失去了支援，根本不可能长久坚持，于是开平卫、东胜卫等边疆卫所，要么迁到内地，要么裁撤，地位重要的大宁城更是割让给朵颜三卫。
朱元璋建立的边疆卫所体系，也逐渐废弃了。
藩王+卫所的边防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但蒙古的威胁还在，文官和勋贵也需要制衡，怎么办呢？
朱棣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关于边疆防御问题，
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将京军和东北边军合二为一，掌控了东北的沿边士马，做为代价，朱棣必须以天子之尊亲守国门。
而在权力制衡方面，
朱棣给了宦官一部分权力，让掌握权力的宦官成为皇帝的私人工具，以此来替代藩王辅政的职能。
1403年，朱棣命顾城、何福等勋贵将领镇守边疆，同时选有谋略的宦官做监军，并且规定宦官的地位在勋贵将领之上，随后朱棣创建三大营，也让宦官做监军。
史书上记载：“内臣出镇自此始。”
1405年，蒙古游骑到晋北活动，朱棣派武城侯王聪、宦官山寿分别领兵，到塞外侦察敌情。同年朱棣准备下西洋宣示国威，选定的负责人是宦官郑和。
史书上又写了一句：“此为宦官典兵之始。”
之所以用宦官取代藩王，根本原因在于，
藩王掌兵有造反的能力，宦官没有后代，皇宫是他们唯一的家，皇帝是他们唯一的主人。
历史走到这里，朱元璋准备迁都西安、以藩王、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一王朝，便成为迁都北京、以宦官、勋贵、文官为支柱的大明第二王朝。
不过朱棣是成功的。
经过征讨安南，朱棣成功收复丢失四百年的中国故地，凭借这份功劳，勋贵将领张辅封为英国公，沐晟封为黔国公。
经过五次亲征蒙古，朱棣用强悍的军事能力，把蒙古彻底打成游击队，并且纳入天下体系，让蒙古首领每年在固定时间、走固定路线，带着土特产进京朝贡皇帝。
做为回报，皇帝要赏赐丰厚的财物，价值往往是土特产的数倍到十倍。
此外，朱元璋设立的茶马司，是用100斤茶叶换一匹蒙古上等马，中等和下等马要按比例降价。朱棣为了结蒙古之欢心，统一改成8万斤茶叶换70匹马，每匹马的价格整整翻了十倍以上。
大明朝亏了经济里子，赢了政治面子，完善了天下体系。
用天下叙事来说，凡是接受了大明朝册封的国家，都属于大明朝的领土，那么册封蒙古、设立旧港宣慰司、船队抵达东非的大明朝，配得上一句“远迈汉唐”的评价。
成就大归大，但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不论选拔有谋略的宦官，还是亲征蒙古，都极其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
本质上是一种强人政治，和朱元璋的国家体系建设有天壤之别。
遇到朱棣这种雄才大略的皇帝，大明朝可以强势崛起，
一旦庸人取代了政治强人执掌大明朝，国运衰落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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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1424年，朱棣在榆木川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继位，10个月后朱高炽驾崩，皇太子朱瞻基继位。
在朱棣晚年，大明朝便有
“官吏贪残，非复洪武之旧” 的说法，而且连年用兵国库空虚，所以朱高炽和朱瞻基都选择了休养生息，不愿意和朱棣一样再起兵戈。
正因为这样的执政理念，朱高炽得到仁宗庙号，朱瞻基得到宣宗庙号，他们在位的十一年被称为“仁宣之治”，号称盛世。
但我觉得，
朱高炽和朱瞻基都被高估了，历史评价有些名不副实。
刚继位的时候，朱高炽准备效仿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便号召文官勋贵们提意见，结果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上书，给朱高炽提了几条建议，
朱高炽大怒，把李时勉召进宫里打折三根肋骨。
打完李时勉，文官勋贵们再不敢提意见，朱高炽又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呢？”
就冲您打断李时勉三根肋骨的事，谁敢说？
相较于朱高炽的言而无信，朱瞻基是另一番模样。
有次朱瞻基在宫里读宋史，然后发表了一番议论：“宋之君诚失其弱。然其将帅，虽才亦不得展，尽为小人所蔽耳。
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过也。”他是说宋朝武备不振以至亡国，都是因为皇帝被小人蒙蔽，不能重用武将。
我是有些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小人啊，能蒙蔽宋朝皇帝三百年？如果皇帝一直被小人蒙蔽，这宋朝江山就该亡。
堂堂大明朝的皇帝，读史就读出这么个结论，只能说明朱瞻基的认知很浅薄，个人能力也只是中人之资。
在这样的认知能力之下，
朱高炽和朱瞻基的“仁宣之治”背后，是大明朝的内政急速恶化，国际势力的快速衰退，天下体系逐渐变得名不副实——
1424年，朱高炽加封杨士奇、杨荣等内阁大学士为六部尚书，随即“三杨”主政，军政大事无不参与决策，他们凭借威望资历，帮内阁拿到大明朝的军政决策权。
1426年，朱瞻基开设内书堂，请翰林学士教宦官读书，然后把内阁票拟交给宦官批红，导致宦官可以借皇权参与决策。
1427年，朱瞻基认为在安南作战耗费粮饷，命86000名南征明军北撤，放弃这块中国自古以来的土地。同年放弃开平卫，缩边三百里，北京彻底成为一座边塞城市。
1429年，废除松花江造船厂，大明朝退出东北。
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从此以劳民伤财为由，再不下西洋，大明朝和海外属国的联系基本断绝。
1434年，瓦剌太师脱欢剿灭阿鲁台部，雄霸草原，朱瞻基不管不问。
休养生息是不搞大工程，该做的事还得做，该尽的责任还得尽，但是以上这些事说明，朱高炽和朱瞻基沉溺于四海清平天下盛世的荣光，不再积极进取。
而这一桩桩一件件，
把朱棣留下的优质资产放弃的干干净净，却没有改革朱棣留下的劣质资产，反而继续发扬光大。
例如放任蒙古互相兼并，导致蒙古诸部的势力不再均衡，一旦角逐出一个最强王者，便会谋求统一蒙古，进而骚扰大明边境。
例如藩王和宦官的问题。
朱瞻基就没有意识到，失去军事实力的远房藩王子弟，其实也是可以按照祖制考察，授予军政职务，做为皇帝的辅弼。
如果能用远房藩王子弟取代宦官，大明朝可能不会有“藩王俸禄太多”的问题，也不会有王振和魏忠贤等权宦遭人唾骂、进而给皇帝抹黑的问题。
这样的大明朝，就是一个正常的王朝。
很可惜，朱瞻基的认知限制了大明朝的发展，他真的辜负了“好圣孙”的评价。
而朱瞻基的不作为，将“靖难之役”后朱棣留给大明朝的隐患，近乎无限的放大， 多年后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坑了明英宗朱祁镇。
也就是说，朱祁镇做了瓦剌留学生，百分之八十的学费都是朱瞻基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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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
1435年正月，朱瞻基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命内书堂出身的王振掌管司礼监，七年后朱祁镇亲政。
从朱棣驾崩到朱祁镇亲政，大明朝已经“休养生息”了二十年，在人均寿命不高的年代，这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了。
实事求是的说，
朱祁镇继位以后，是有一番明君气象的。
10岁的时候，朱祁镇到校场演武，命将军们以三支箭为标准，演示骑射能力。驸马都尉井源三发三中，朱祁镇赏赐一杯酒水。
有人说，王振公公演武时，表现好的直接提拔。 但朱祁镇说，这种滥赏的事，我不做，想升官用功劳来换。
后来蒙古侵犯甘肃，朱祁镇命兵部尚书王骥节制甘肃兵马，刑部尚书魏源处理大同军务，结果“边境肃然，时称得人。”
而且朱祁镇非常喜欢免税，“免河南被灾田粮”、“免陕西平凉六府旱灾夏税”、“免两畿湖广欠赋凡六十四万石”、“免陕西被灾税粮四十八万六千石”等等，类似的记载比仁宣年间都要多。
这么一个年轻皇帝，你不能说他是天生的昏君恶棍。
即便是重用王振，那也是在朱棣开创的大明第二王朝体制下，朱祁镇找的一个亲近宦官做帮手。 如果你说不能重用王振，朱祁镇也有话说：“太宗文皇帝能重用郑和，我凭什么不能用王振？”
再者说，用王振就一定是错的吗？
还真不一定。
朱祁镇重用王振，然后让王振放手打压文官和勋贵，是不是意味着朱祁镇的皇权压倒了文官勋贵，夺回了大明朝的军政大权和舆论话语权？文官勋贵向王振表忠心，是不是间接向朱祁镇宣誓效忠？
所以朱祁镇重用王振，和汉武帝重用卫青、唐玄宗重用李林甫、嘉靖帝重用严嵩是一样的性质，都是巩固皇权的手段。
而且王振也是有功的。
当时云南、缅甸一带有个麓川王国，军事实力非常强劲，时刻准备向云南扩张， 内阁的“三杨”认为麓川是边远蛮夷，不值得劳民伤财，都不同意攻麓川。
但王振坚决主张消灭麓川。
在王振建议下，朱祁镇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同知李安和都督佥事刘聚为副将、宦官曹吉祥为监军，出兵征讨麓川。
这场战争打了将近十年，累计出兵四五十万，明军在西南地区横冲直进，1449年2月渡过金沙江，在缅甸孟养彻底击败麓川首领思机发，西南诸部心悦诚服：
“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大军至此，真天威也。”
随后，王骥和西南诸部约定：
“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这才确定了大明朝在金沙江以东的所有权。
如果不是王振坚持用兵，
任凭麓川侵扰云南，可以想见，云南是不可能守得住的，现在云南也不可能是传统内地省份。
所以说，1449年前王振是有功的，朱祁镇也有一番明君气象。
朱祁镇和王振遇到的真正问题是，
大明朝在西南地区连战连胜的时候，朱棣迁都北京、朱瞻基躺平不作为的隐患，在大明朝的北部地区发酵了。
早在1436年，也就是朱瞻基驾崩的第二年，瓦剌便侵略凉州、进犯山丹、包围大同，明军连战连败，瓦剌大掠而去。
两年后，瓦剌的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大汗，自己做了太师，基本统一蒙古草原。再过一年，脱欢死，也先继承太师位，逐渐蚕食脱脱不花的部属，“北部皆服属，势益横。”
1442年，朵颜三卫归附瓦剌，掠夺广宁前卫。这地方在山海关附近，已经非常靠近大明朝的核心地区了。
至此，瓦剌做大做强，基本恢复了洪武初年北元的实力。
1449年春，也先派庞大使团到大明朝贡，号称三千人，其实是两千。按照朱棣留下的惯例，瓦剌说来了多少人，大明朝就给多少份赏赐，从不清点人数。
但是对大明朝来说，这一年是个好年份，王骥已经平定麓川，数十万大军马上可以回到北方，这就意味着，
大明朝可以反击瓦剌，不用再花钱买和平了。
于是王振一反常态，派人清点了瓦剌使团的人数，按照真实人数给与赏赐，并且刻意压低虚高的马价，导致
瓦剌使团没有得到满意的贸易利润，赏赐也只得到
预计的五分之一。
同一时期，大明朝派到瓦剌的使者想邀功，和太师也先说，皇帝准备和你联姻，让你做大明朝的女婿。结果也先的聘礼都送到北京了，朝廷说根本没这回事，大明朝是不和亲的。
这么一来一去，瓦剌太师也先的面子、里子都丢干净了。
同年七月，也先终于下定决心，兵分四路进攻大明——脱脱不花和朵颜三卫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别将侵扰甘肃、也先亲自攻大同。
王骥和蒋贵镇守甘肃的时候，明军还能出塞反击瓦剌，打出“西边悉平”的战绩，后来麓川要打仗，王骥和蒋贵便率数十万明军南征，造成北疆空虚。
现在虽然打赢麓川，但王骥和蒋贵没有回师北方，那么面对瓦剌的全面进攻，朱祁镇和王振便遇到朱棣曾经遇到的问题——无人可用。
当年淇国公邱福兵败胪朐河，
朱棣“以诸将无足任者，遂决计亲征”， 从此开启波澜壮阔的五次北伐，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朱祁镇或王振，请你想一个问题：
“有太宗文皇帝朱棣的成功案例在前，有打赢麓川的功劳傍身，面对瓦剌的进攻而王骥和蒋贵没有回师，到底该怎么办？”
按照正常的逻辑，效仿朱棣亲征，才是朱祁镇和王振的首选。
毕竟迁都北京的大明第二王朝奉行强人政治，对皇帝的要求就是，对内乾纲独断，对外能征善战，
朱祁镇亲征瓦剌，属于遵祖宗家法，秉太宗文皇帝的遗训。
这是朱棣迁都北京以后的路径依赖。
于是在1449年7月，朱祁镇下诏亲征，数十名文官勋贵从政。
战争的具体过程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几句话就能说完。
朱祁镇的诏书发布两天，便带着五十万大军出城，经居庸关抵达宣府、大同，发现瓦剌的攻势很猛，驻守大同的明军伏尸遍野，决定回师北京，绕来绕去走到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
朱祁镇和王振应该读过军事资料，知道土木堡附近有条河，堡内也能挖出水来，就决定在土木堡扎营，天亮再走。
结果到了土木堡才发现，
那条河在土木堡南面十五里的地方，而且已经被瓦剌占了，堡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掘井两丈都没有水冒出来。
五十万明军人困马乏，和据守孟良崮的张灵甫似的，很快就没有战斗力了。
第二天，王振假意与也先议和，准备趁高层谈判的机会，让明军转移到十五里外的河边喝水，结果明军刚走出三里就被也先发现，随即命瓦剌骑兵反复冲杀，明军大乱。
明军原本就饥渴难耐，现在阵型又被冲散，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情况根本没法组织反击。
兵败如山倒的明军感觉打不赢，而瓦剌骑兵又大喊
“解甲投刃者不杀”，便纷纷脱下盔甲坐在地上，赌活命的机会。
朱祁镇和王振准备突围，但是冲不出去，王振被打死，
朱祁镇“下马据地坐，敌兵拥之去，帝遂北狩。”
战争爆发前，也先的目的是掠夺大明财物，没想到抓了皇帝朱祁镇，战争爆发后，朱祁镇想为国戍边，结果做了瓦剌留学生，这样的战果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
也先想不到大明朝如此不堪一击，朱祁镇想不到太宗文皇帝能做成的事，他为什么就做不成？
种种巧合，在大明朝的路径依赖下，促成了改变历史的“土木堡之变”， 彻底打断大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仁宣之治后重新登顶的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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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镇
“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的政权结构被重新改造。
前文说过，早在朱高炽做皇帝时，“三杨”凭借威望和资历，就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拿到了军政决策权，朱祁镇继位初期，屡次派勋贵武将整理边防事务，但是都没有成果，这才提拔兵部尚书王骥节制甘肃兵马，开文官领兵之先河。
这两件事意味着，文官初步得到大明朝军政事务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此后，朱祁镇兵败土木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李忠等勋贵武将战死，大明朝的勋贵武将被一网打尽。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
明军成熟的勋贵将领突然消失、新生代勋贵将领还没有培养起来，明军中高层出现权力真空。
而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大明朝必须重整军备抵御外敌，这就要求大明朝必须有人力挽狂澜，填补勋贵武将留下的权力真空。
谁来填补呢？
只能“照既定方针办”，用初步得到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文官，统领明军抵御瓦剌。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凭借“言南迁者可斩”的态度，阻止了大明朝迁都南京的议论，当仁不让的成为朝廷主心骨，拿到抵御瓦剌的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
换句话说，
于谦的路线得到大明朝野的拥护，取得了类似于“遵义会议”的效果。
景泰帝朱祁钰握着于谦的手说：“任命你为兵部尚书，你办事，我放心。”
北京的三大营共18万人，大半折损在土木堡，于谦便从勤王军队中选出10万青壮，编成十营军队，于谦亲自指挥，并向朱祁钰立下军令状：
“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
理论自信和路线自信溢于言表。
随后，于谦推荐都督石亨为京营总兵，负责前线指挥。命参议杨信民守卫白羊口，提拔给事中孙祥、郎中罗通为右副都御史，守卫紫荆关和居庸关，派出15名御史到山河四省募兵。
于谦还建议朱祁玉废除监军宦官，朱祁钰难得反抗一次，不听，这才延续了宦官监军的祖宗之法。
原本也先就没有国战的想法，进攻大明只为求财，现在面对举国动员的大明朝，也先尝试着进攻北京，没攻下来，正好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对也先不满，也先担心后院起火，便撤回草原去了。
北京保卫战取得圆满的胜利。
而 于谦提出的路线取得巨大成功，于谦也就成了大明朝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
文官成为一号人物，这可是大明朝立国8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意味着
于谦凭借北京保卫战的功劳，一举拔高了大明文官的职业上限，代表文官拿到了指挥大明军政的资格。
做为于谦的部下，新生代勋贵武将则彻底失去朝政话语权。
于谦当然是民族英雄，但他的文官身份决定了，北京保卫战之后的大明朝，不可避免的
宋朝化，即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武将犹如文官门下走狗，文官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异化，百姓沦为文官士绅的血食。
而在失去藩王、勋贵等政治同盟后，为了和势力日渐雄厚的文官抗衡，大明朝的皇帝只能延续祖宗之法，继续重用宦官，勉强维持着皇权的自留地。
于是在王振之后，大明朝又出现刘瑾、魏忠贤等权倾天下的宦官。
这个文官和宦官制衡的大明朝，便是不再依赖藩王和勋贵、不再依赖强势皇帝、三权分立变成一家独大的大明第三王朝。
为什么越到后期，大明朝的文官骨头越硬？
根本原因就是，
大明朝完成了股权置换，文官士大夫成了大明朝的股东，朱姓皇帝不过是股东们选出来的董事长罢了。
皇帝的命令，文官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文官，换上来的人，还是和他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兄弟。
而农业经济的核心是土地，土地是不会跑的，粮食也不是用来卖的。那么
在农业经济下掌握大量土地的文官、士大夫、地主士绅，便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在大部分文官士大夫的认知里，只要是不能种粮食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多余的，对外征服是劳民伤财，守卫边疆是耗费糜繁。
于是，大明第三王朝不断缩边，河套做为北京门户，始终没能收回来，朱元璋在哈密和沙洲设立的卫所，最后也不了了之。
至于到海外宣示国威重建天下体系，文官士大夫基本没有兴趣，反而对出海走私谋私家利益很有兴趣。
大明朝的复兴大业至此腰斩，朱元璋重建天下体系的雄心犹如过眼云烟，朱棣巡游大洋的赫赫国威如同镜花水月。
那个四面出击的大明王朝，逐渐变得保守内敛，成为一个不求上进半死不活的老大帝国。
大明朝彻底丧失了和汉唐比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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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
大明朝的国运止步于土木堡，但问题要分两面来看。
土木堡之变以后，文官士大夫执掌大明朝，让国威煊赫的大明朝彻底宋朝化，但大明朝也换来国祚延长。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朱元璋的大明第一王朝，大股东是藩王和勋贵，朱棣的大明第二王朝，大股东是皇帝和勋贵，这些人都是世袭的，而世袭必然导致能力退化。
例如朱元璋时期，扬州卫指挥使单寿原本不习弓马，按照法律规定承袭父职以后，被派到泰州剿匪，结果被土匪吓的拨马便走。
这才是第二代世袭勋贵，如果大明死水一潭的混下去，没能吸收新鲜血液，那么两百年后，大明军队的战斗力肯定指数级下降，大明朝廷的统治能力，也会退回到东晋的水平。
而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完成股权置换，
保守封闭的士绅地主家庭，量产了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他们成为大明朝的流动股东，意味着
大明朝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家族实现利益捆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所以大明第三王朝才会出现于谦、杨廷和、杨慎、张居正、王阳明，乃至最后的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
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镇做题家们，保证了大明朝的阶层流动。
而他们相继拥有大明朝的股权，才对大明朝有归属感，愿意和大明朝结成利益同盟，并且为大明朝出生入死。
完成这种“政权全民化”的股权配置，大明朝就有了漫长的生命力。
所以开拓进取的大明第一、第二王朝，转向保守内敛的大明第三王朝，本质上是用政权质量换政权寿命。
只能说，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吧。
如果朱元璋和朱棣从陵墓里醒过来，看到大明第三王朝的小镇做题家们，可能会用复杂的心情说一句：
“我不喜欢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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