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们的敌人（48）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很多方面相互交映。它们发生的时间相差不远，许多重要人物两次革命都有参加，很显然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双方沿着相同的路线斗争。而共济会作为潜流在这两次革命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举个例子，据说共济会总导师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利用他在共济会内部的关系在法国人中获得影响，从而让他们对美国人的战争努力施以援手。当年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法国将军及共济会成员，如今被奉为美国英雄。他离开了法国军队，来到新大陆参加抗击英国人的战争，有人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他的援助，战争就不会胜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仅仅共济会的一个人物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乔治•华盛顿的“共济会圣经”

（George Washington）和许多美国其他的将军们同样是共济会的成员。当华盛顿宣誓就任第一任总统时，他把左手放在一本从他自己的分会那里拿来的“共济会圣经”上。从此以后，这本圣经就被许多其他的美国总统用于就职典礼。

波士顿茶党反对英国征税的起义，由绿龙酒馆（Green Dragon Tavern）的人如保罗·里维尔等所炮制，绿龙酒馆是共济会一个著名的聚会场所；起义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直接导致美国独立战争。这些共济会聚会场所，实际通常称为“共济会的武器（Freemasons Arms）”或“革命总部（Headquarters of the Revolution）”。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发生了反抗英国税收的大起义，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革命的爆发，这次事件是由绿龙酒馆（Green Dragon Tavern）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众所周知，绿龙酒吧则是共济会成员诸如保罗·里维尔等人见面开会的地方。事实上，这里通常被称为“共济会盾徽”（Freemasons Arms）或者“革命的总部”（Headquarters of the Revolution）。

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共济会在美国独立战争里暗潮涌动。

美国的开国先贤们

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一个关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现象，这一现象困惑了我相当长的时间。

一直以来，我认为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是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们经常这样声称，而我也经常听到美国的教会是这样宣讲的，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当你读到开国先贤这些字眼时，很轻易就会得出那样的结论。毕竟，所有的总统在就职演讲时都会提到上帝并向他致敬，而且大量美国早期领导人的语录强调了他们信奉上帝掌管着美国。令人困惑的是，美国的无神论者也声称开国先贤们是无神论者，更有甚者，他们同样能够拿出直接的语录支持自己的立场。在这种独特的形势下，开国先贤们已成功变身万千：无神论者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是基督徒。

约翰•亚当斯

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第二任总统为例。他说过：“在夜读中，我曾20次处于爆发的边缘”，“在最理想的世界里，那里没有宗教！”无神论者喜欢这句话。和平友好协定也是在他执政期间制定的，其中第是一条指出“在任何意义上，美利坚合众国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国家。”亚当斯还表示：“耶稣的神性，不过是为荒谬所打的便利掩护。在福音书中，我们找不到基督教的信条、忏悔、誓言、教义，以及其他愚蠢的废话。”因此，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花费在基督教上，不是吗？

但是后来，我们又在他写给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信中发现：“父辈们获得独立的普遍原则就是…基督教教义…我承认我过去相信，现在依然相信那些基督教的普遍原则会和上帝的存在及神性一样永恒不变，而那些自由原则与人类本性一样不可改变。”

或者，在他给F·A·范德肯普（F.A. Van Der Kemp）信中写的怎么样？“耶稣是恩慈的化身，是所有人的典范…基督教的信仰，有其原始的淳朴和简单，我已经接受了六十多年。它是理性、公平、爱的信仰，是理智和情感的信仰。”

因此，我们的直接引言有一些似乎是在贬损基督教，而另外一些则似乎是在赞扬它。许多其他的开国先贤情形亦相仿。只有当你考虑到美国建立的时期为何时，这种明显的矛盾才会有所消除，这是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启蒙过渡时期。这段时期，自然神论将削减和模糊的上帝形象带给人们，人们于是转向科学寻求答案。上帝的时代逐渐结束，而科学在崛起。事实上，每一个早期的美国领导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因此认为他们有着完全一致的心智，比如是完全的无神论者或者完全的基督徒，都是错误的。大多数的美国开国先贤们，都处于无神论与基督教之间光谱的某处。因此，他们实际上主要是自然神论者或者有些轻微变种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共济会成员。约翰·亚当斯其实是一位“神体一位论者”（Unitarian），“神体一位论”是自然神论的变种之一，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植根于真理。相反，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则处于更靠近无神论的一边。受自然神论的影响，许多美国早期的领导人在提到上帝时，喜欢用一些宽松的术语，比如“天意”（Divine Providence）。

正是由于自然神论的模糊和这段过渡时期，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才会化身万千。他们结合宗教和世俗的条款制定了宪法。毫无疑问，他们推崇许多基督教的思想，并且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多数人认为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反对耶稣自称为神，并且否认基督教具有凌驾于其它宗教之上的绝对权威。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公开表明对耶稣的神性有所怀疑。先贤们的文字表达的很清楚，虽然读来令人沮丧，当他们提到基督教的腐败时，实际是指向腐败的天主教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掉入一个陷阱，认为天主教是圣经的自然工作形式。正是他们试图摆脱欧洲等级制度的努力，促使他们淡化圣经和上帝的观念。

由于对上帝在哪里结束干预，科学在哪里开始运转的信仰分歧，开国先贤们对上帝到底会干预人类到什么程度，也持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上帝会干预，而有人则持相反意见。正由于上帝和科学之间那段阴暗的过渡时期，今天，先贤们的语录才会被挑出来支持宗教世界观与世俗世界观。

美国早期领受的祝福，来自欧洲为躲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的（大规模）涌入。尽管他们现在经常被刻画成平凡、无趣和无色的形象，但是如果美国非要感谢有人把基督教传统和道德善良传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那么这一群人是当仁不让的。清教徒们同样痛恨欧洲暴虐的等级制度，但却不愿淡化上帝或者圣经的影响，他们认为圣经与腐败天主教系统没有一点瓜葛，他们相信在日内瓦圣经上所读到的内容，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美国之所以繁荣、受到祝福，其背后驱动力是清教徒们在建国初期对美国信仰的影响，以及开国先贤遗传下来的基督教治国原则的影响。

我认为，在继续讨论共济会对美国的影响之前，将上述内容摆放出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