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我将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的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莫琴博士（JeanSloat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趴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着在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首先定出地球两极、赤道和回归线的位置、划出子午线和经纬度的也是希腊人。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22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这一本《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哥伦布斯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打破。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过。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和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用奥利斯（G．G．Corioli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TheCoriolisForce）。其后费瑞尔（William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旋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旋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6〉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已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是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的关于水的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Perrault）和马利奥特（Edme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Halley）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埋学家加俐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是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时，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用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巾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伪，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多数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十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Fontaine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八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1873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1923年在首府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
1820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1864年，数学家马克斯韦（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1749年，富兰克林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1753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借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卅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Morse）于1844年成功地借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卅八章35节这句经文包含着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当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Red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它们是谁，而且告诉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这句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呵！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世记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撤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10％。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30％，而第八天达到110％，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医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象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55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CoPernicus）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和凯普勒（Kepler）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可以凭借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万物，进而认识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借着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题，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题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题，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给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要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20％，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90％！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27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敬畏神。在平常谈话中，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神的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他曾说：“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之下。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百分之十几，他80％以上的著作皆为神学著作，总字数超过一百四十万字。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MichaelFaraday）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Kel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KarlVon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Pascal）英年早逝，去世时才39岁。他16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要求，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我，象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我认为，这些朋友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我觉得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圣哲思想深切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予’。”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的。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儒目睹，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没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徒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象，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一面深入研读《圣经》，常常讲道。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侯顿（John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象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象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基督徒科学家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如此。一次一位朋反在牛顿面前讲了一通不信神的话后，牛顿当场予以驳斥，“我对你关于天文数理的高见，一向乐于领受，因为你是研究有素的；但是你对基督圣道，最好不要随便发言，因为我素知你于此道毫无研究，并且我敢断然地说，你根本是个门外汉。”牛顿之所以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深受这种盲目反对基督圣道之害，希望自己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牛顿早年是个实证主义者，只信科学，不信神。对宇宙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后，他才心悦诚服地伏拜在神面前。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写道，“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FrancisTrevelyanMille）在《爱迪生传》（ThomasA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皈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William和John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William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John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Wiliam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现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候顿博士（JohnHovghton）在他的新作《宇宙：神迹或机遇》（DoesGodPlayDice?AlookatthestoryoftheUniverse）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
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A．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l）用87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1968年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InthebeginningGod…”（起初，上帝…）。1969年7月20日10时56分，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A．Armstrong）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E．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R．Scott）和欧文（JamesB．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67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象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后，地球却小为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借着电脑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觉非常新奇，我们居然到达月球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那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脆弱，好象用手指一捏，就会捏碎似的。此时此景，使人不能不想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创造。”“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WalterF．Burke），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一书中曾引用了《读者文摘》登载的一个小故事：一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集中起来，制造了一台世界最大、可以解答古今中外一切疑难问题的电脑。在电脑揭幕那天，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围在电脑四周，迫切地想知道它如何解答全世界最重要、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当他们把此问题输入电脑，经过复杂的程序后，答案出来了。大家急不可耐地展开答案，上面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答案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识、所接受。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BackgroundExplorer，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1992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LawrenceBerkeley实验室又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就象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handwritingof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Burham）也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着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的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进而大大增强对事物的洞察能力，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虔神。
如此往复，科学家们把科学研究和信仰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他们心中有神，科研中取得的成果越大，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越谦逊自律。牛顿仅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海边的沙滩上有幸拣到几个比较好看的贝壳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一7）因为神是万有之本，是智慧、知识、真理、生命的源头。科学家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然而，人类的始祖因为不甘处于自己受造的本位，要与神争智慧，违抗神的旨意，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骄傲使人类的祖先犯罪、堕落。堕落后的人类心中少有想到神，使骄傲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宇宙万物的复杂、浩瀚和精妙，使人不能不再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不能不承认人的有限和渺小。所谓科学研究，只是去认识神所“授与”的宇宙；所谓科学定律，只是描述神的正常作为罢了。没有神的创造和护持，就没有科学研究，没有神的启示，无论怎样假以时日，人类也无法认识宇宙的奥秘。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我打个比方。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令人百思不解。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象当年牛顿一样，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虚怀若谷。他一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却说自己只是在真理的海洋边上徘徊，一无所获。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智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候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象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RobertJastrow）在GodandtheAstronomers。（《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象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我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哪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地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我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个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是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此外，不少人认为，科学家的信仰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因此是客观、可靠的：而基督教的信仰是出于人的臆念，因而是主观、不可靠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由于方法的误用和对基督教缺乏了解，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不少人开始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认为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的，皆不可信：基督教的信仰不能被科学证明，所以也不可信。当年，别人向我传道时，我要对方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今天我向别人传福音时，又受到同样的挑战。可见科学主义的危害之深。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ibility）被动的（manageability）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是无法重演、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的。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已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楞，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目．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我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也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由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旦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这样下车时方便。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着的中部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信心的飞跃
从神存在的证据、《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考证到本章有关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信仰是置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与理性、科学相行不悖。理性的思辨和科学的成果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然而，科学只是求真，基督教信仰却是求真、求善、求美。这是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之处。人们单凭有限的理智和科研活动是无法企及神的。我们只有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凭信心飞跃上去，才能和神建立个人关系；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成为神国的儿女。在与神亲密的交往中支取智慧，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虔诚的基督徒。
第五章主要参考书目
1．韩伟等，《科学理智与信仰》，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
2．JeanSloatMorton,ScienceintheBible,1978.（陈永成译，《圣经中的科学》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部，1980年）。
3．PaulE.Little,KnowWhyYouBelieve,1988.（詹正义、区秀芳译，《你为何要信》，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4．余国亮，《物理学家看圣经》，道声出版社。1987年。
5．JohnHoughton,DoesGodPlayDice?ALookattheStoryoftheUniverse,1989(钱锟译，《宇宙：神迹或机遇》，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6．Robertjastrow,GodandtheAstronomers,NewYork,London,W.W.Norton,1978.
7．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7年。
8．JamesC.Hefley,ScientistsWhoBelieve,(刘家玉译，《科学家相信神》，右北，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部，1980年。)
9．林治平编选，《探索者的脚踪》，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
10．周功和，《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3年。
11．金新宇，《科学与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年。
12．林语堂，《信仰之旅》，香港，道声出版社，1991年。
13．梁斐生，《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