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和北非是全球难民最集中的来源地和集散地，当今难民数千万。而历史上，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包括70万从巴勒斯坦逃离的阿拉伯难民和85万从穆斯林国家逃离的犹太难民。
联合国有两个平行的难民救济机构，一个是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难民事务的机构。另一个是UNRWA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作处），专门负责巴勒斯坦难民事务，向其提供包括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和紧急救援等服务，巴勒斯坦难民工作处雇员超过3万人，人数为UNHCR的2倍，绝大多数为巴勒斯坦人，主要分布在巴勒斯坦、约旦、埃及、黎巴嫩等地区。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2021年的预算为11亿美元，其中超过1/3的资金来自美国（详见下图放大），美国自1948年以来总共向该联合国机构提供了近50 亿美元，该预算还不包括其他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单独援助，比如欧盟上月紧急宣布对巴勒斯坦援助近7亿欧元，增加了将近3倍，更不用说穆斯林国家对巴勒斯坦的巨额援助，这些国际援助对于一个相当于县级市的的国家而言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忽略的事实，而且还有几个被更多人忽略的事实，请看下文。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处2021年预算及来源国
全球难民总数是3600万，巴勒斯坦的难民数超过600万（2022年在联合国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590万），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定义，难民的后代在法律上不被自动视为难民，然而，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是世袭的，历次中东战争期间逃离的巴勒斯坦难民总计有70万（当时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总数为120万，犹太人60万）。
巴勒斯坦难民并非都是遭到驱逐而离开的，相当一部分是自愿离开的，比如当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派人去雅法进行人口调查，发现许多人都锁门离开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相信不少去过特拉维夫雅法旅游的人经过雅法老城时会看到一些石头老建筑年久失修大门紧闭的房子，留下的阿拉伯人可以成为以色列公民，目前在以色列境内有200万持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有人成为以色列部长，立法委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最大银行的CEO，苹果以色列公司总裁等。
经过70多年，巴勒斯坦难民人数因自然繁衍增加到近10倍，随着子孙后代越来越多，联合国的援助和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进入本文的重点，也是另一个被更广泛忽略的事实：以色列成立以来，逃离穆斯林国家的犹太难民数量超过当时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
1948年以前，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超过100万，主要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但在1948年到1972年之间因为迫害、驱逐和威胁而逃离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超过85万，他们的人数超过巴勒斯坦难民的70万。与巴勒斯坦难民不同，犹太难民大多移民到以色列、法国、美国等有亲友的国家，他们放弃了所谓的难民权利，没有接收到联合国难民署的救济。同时，他们的后代也不再声称自己是难民。顺便说一句，逃离欧洲曾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难民后来都去了以色列和欧美各国，也没有子孙号称自己是难民的。
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口变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说说，半个世纪以前，穆斯林国家的犹太难民遭遇了什么。
1950年代从阿拉伯国家逃到以色列的犹太难民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开国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接收联合国分治方案，宣布建国。第二天，阿拉伯联军就从三面八方赶了过来，要把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国捏死在摇篮里，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最终以色列被迫迎战，并最终打败阿拉伯七国联军，赢得了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七个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军包括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沙特、也门，里面并没有巴勒斯坦，因为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属于约旦，巴勒斯坦直到1988年从未独立建国。
战争初期，耶路撒冷被约旦占领，约旦指挥官告诉他的上级：“1000年来第一次，犹太区没有一个犹太人留下来，没有一座建筑完好无损。这使得犹太人不可能返回这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围困，屠杀，和驱赶，在耶路撒冷生活了千年的犹太群体被再次驱赶，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家园。
这个场景也一样发生在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犹太人在中东及北非生活繁衍了上千年，他们的生活习俗除了保持了犹太人特有的宗教传统，其他几乎与阿拉伯人一样。
从也门逃离的犹太难民
早在7世纪穆斯林征服时期，在伊斯兰统治下，由于同属亚伯拉罕一神教，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被赋予"迪米dhimmi"的地位，作为"圣书之民"的某些权利，但他们需要缴纳特别的税，而且建房不得高于穆斯林的房屋。
这些犹太人主要是古罗马时期被罗马军队从古以色列驱离的，在中世纪欧洲的迫害浪潮中，大量犹太人逃往中东北非地区，尽管在其他时期和地方，犹太人也曾逃离穆斯林土地并在基督教地区寻求庇护。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受邀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定居，他们经常充当穆斯林统治者的中间贸易商，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少数族裔模范。
总体而言，100年前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在中东北非地区和平相处良好。
上世纪犹太人主要生活在以下一些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伊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等国。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他们不得不从家园逃离或迁徙。
1950年代在阿拉伯国家失去家园的犹太难民
与带着锅碗瓢盆和其他财产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被迫害离境时要留下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
首次大规模的犹太人迁徙发生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主要来自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在这些情况下，尽管不得不留下财产和资产，超过90%的犹太人口逃离了家园，在1948年到1951年期间，有26万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移民到以色列。对此，以色列政府建国初期实施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如《回归法》，只要是犹太人的后裔，到以色列就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以色列在建国后的四年内接纳了60万犹太移民，其中大部分为难民，使犹太人口翻了一番。
随后的几十年中，以色列接收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来自埃及的犹太难民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后达到顶峰，北非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到1972年，有60万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另有30万移民到法国和美国。
上世纪60年代的黎巴嫩贝鲁特，被称为中东巴黎
黎巴嫩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时期犹太人口增加的阿拉伯国家，这是由于黎巴嫩是当时唯一一个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涌入黎巴嫩，尽管这是暂时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犹太社区也逐渐减少。
从其他穆斯林国家逃离的犹太人就更多了，从穆斯林国家大规模逃离的原因主要是反犹主义、迫害和排犹骚乱、政治不稳定和驱逐。
伊拉克曾因为巴比伦之囚事件留下的许多犹太人在这里生活了两千年，犹太人也多次在伊拉克政府担任高官。上世纪30年代，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纳粹宣传开始渗透到该国，纳粹德国急于扩大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自1932年起居住在伊拉克的弗里茨·格罗巴博士开始大力、系统地传播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宣传。除其他外，《我的奋斗》的阿拉伯语译本出版，柏林广播电台也开始用阿拉伯语广播。自1934年起就开始实施反犹太政策，1936年巴勒斯坦日益严重的危机进一步动摇了犹太人的信心。1936年至1939年间，阿拉伯人向犹太聚居地投掷炸弹，许多犹太人被谋杀。
1932年，伊拉克法胡德，犹太人在犹太先知以西结先知的墓前
1930年代，巴格达梅耶犹太医院医生护士，伊拉克最好最现代化的医院
1959年，伊拉克的犹太学校学生
1941年，英国在英伊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不久，拉希德·阿里·盖拉尼亲轴心国政府垮台后，巴格达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爆发了被称为“法胡德”的骚乱。
1941年6月1日，庆祝五旬节假期，一群巴格达犹太人几周来首次冒险外出迎接回归的摄政王。他们以为生活终于恢复了稳定，却遭到了阿拉伯武装暴徒的伏击，骚乱持续了两天，一座犹太教堂遭到入侵，其中的《托拉》被烧毁。但据估计，巴格达和巴士拉至少有180 名犹太人被杀，或多达 600 人，还有数百人受伤。犹太妇女遭到轮奸和残害。死者尸体被埋在一个大乱葬坑里。586家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被抢劫和烧毁，99所犹太人房屋被毁。
1951年，伊拉克犹太拉比摩西向以色列总统请愿帮助伊拉克犹太社区
1951年，以色列通过商业航班将伊拉克犹太人经塞浦路斯接到以色列
犹太人在伊朗生活也有超过两千年前的历史，得益于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后对犹太人采取了友好的政策。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境内当时约有8万名犹太人。革命后，移民使社区人口减少到不足 20000人。伊斯兰革命后波斯犹太人的移民主要是由于担心宗教迫害、沙阿政权被废黜后的经济困难和不安全以及随之而来的内部暴力和两伊战争。伊斯兰革命后的几年里，约 61000 名犹太人从伊朗移民，其中约 36000 人前往美国，20000 人前往以色列，5000 人前往欧洲。
1948年，在阿尔及利亚有15万犹太人，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几乎所有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都离开了，特别是1963年的阿尔及利亚颁布国籍法，禁止非穆斯林获得公民身份。
摩洛哥曾是犹太人最多的中东国家，多达25万。1955 年，一群暴徒闯入了马扎甘（今天称为杰迪代）的犹太人区，并导致 1700 名犹太居民逃往城市的欧洲区。在骚乱中，约 200 名犹太人的房屋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无法返回居住。
莱昂·本扎肯（Leon Benzaquen）是一位犹太医生，后来成为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私人医生，也是1956 年摩洛哥独立后第一个独立政府中第一位犹太裔部长。他先被任命为电报和通讯部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卫生部长。
1956 年 4 月 7 日，摩洛哥获得独立。犹太人在政府担任了几个重要职位，包括三个议会席位和邮电部长职位。然而，那位卫生部长并没有在内阁改组中幸存下来，此后也没有犹太人被任命担任内阁职位。尽管与犹太社区在政府最高层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政府低级别的官员憎恨犹太人，他们表现出的态度从传统的蔑视到公然的敌意不等。摩洛哥越来越认同阿拉伯世界，以及对犹太教育机构进行阿拉伯化和文化上的压力，加剧了摩洛哥犹太人的恐惧。
1947 年巴基斯坦独立时，约有 1,300 名犹太人留在卡拉奇，其中许多是贝尼以色列犹太人，遵守塞法迪犹太仪式，也有一小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卡拉奇的一些街道的名称仍然可以追溯到犹太社区更为显赫的时代。例如 Ashkenazi 街、Abraham Reuben 街（以卡拉奇市政公司前高层的名字命名）、Ibn Gabirol 街和 Moses Ibn Ezra 街——尽管有些街道已更名，但当地人仍以原来的名称称呼它们。
因为不少犹太人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处于精英阶层，包括医生，教师，官员，商人，工程师，音乐家，作家，诗人等，一些穆斯林国家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限制他们离开，他们不得不秘密逃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在帮助犹太人逃离阿拉伯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从中东北非地区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后代（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和赛法迪犹太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到2009年，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仅剩下2.6万犹太人，土耳其还有2.6万。到2019年，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犹太人总数减少到1.27万，土耳其为1.48万。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也有不少犹太人迁入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中东北非国家，当然，他们主要是旅居或做生意，已经无法获得公民身份。
2015年，葡萄牙议会批准了一项法律，规定1496年被驱逐出葡萄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后裔有资格获得葡萄牙公民身份，这是葡萄牙政府一种弥补 500多年前他们被驱逐出葡萄牙的不公正历史的一种方式。
2015年，德黑兰的波斯犹太人
最后，不妨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设想：85万被驱逐和逃离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和70万离开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难民，完全可以做一个对等交换，何况当初离开阿拉伯国家被剥夺的土地的财产要远高于离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当初欣然接纳了犹太难民，既然所有穆斯林国家，拥有更多的土地和相关资源，而且一贯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但为何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愿意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呢？
如果取消巴勒斯坦的国际难民政策，让巴勒斯坦人分布到各个地貌广阔的阿拉伯国家，这难道不是一个巴以和平本该有的解决之道吗？
既然土地换和平已经失败了，难民换难民方案是否可行呢？
巴以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土地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
